新一轮“推普”：特点、问题和对策

　　50-60年代的“推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很多人会学会了普通话，还出现了像福建省那样的先进省份。然而，“推普”后来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取得全面成功。“文革”中“推普”中断，后期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工作有了一些起色，但仍未取得理想的效果。1991年，笔者到广西，发现那里不少教师甚至根本听不懂普通话。

　　50-60年代“推普”计划受挫有许多原因：有政治的──如“文革”中的中断，也有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之中，我们认为最关键的是忽略了语言是社会交际工具这一起码的常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社会交际的需求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社会需求，就不可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要拴在家乡土地享受“一大二公”的生活的人在自己的家里“说普通话”难倒不是语言的“乌托邦”吗?仅凭政治热情而不考虑客观实际，“推普”是不可能持久的。

　　以往的从推行国语到推广普通话给我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实际，不能违背语言的发展规律。

　　二

　　80年代后期起，中国的“推普”工作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次“推普”有其特有的社会背景，也因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特点。

　　首先，以往推行“国语”也好，推广普通话也好，都是“自上而下”的;而这次的“推普”则是政府的提倡推广与广大群众的迫切的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社会人口大流动，民族共同语成了全社会需求。例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许多地区、单位和个人都把学说普通话当成了当今社会交际的一件大事。例如，广东省的一位负责人带头说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河南唐河县的农民主动地学习普通话;江苏的华西村甚至对说普通话的人采取奖励措施。许多祖祖辈辈拴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的人开始走向“大海”。为了与别人交往，他们也开始“撇起了洋腔”，这对“推普”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过去的行政干预(郭熙，1998)。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层次发生了变化。多元化的交际圈也已形成。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属于不同的交际圈，而同一个人也可能介入各个不同的交际圈。由于标准语的独特地位，普通话成了身份的标志。人们也必然要有对标准语的追求。加上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普通话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普通话作为身份的标志成了可能。

　　再次，香港回归，港人母语标准化意识不断加强;海外华人社会(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以语言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唯一维系物的民族意识不断加强，出现了“普通话热”;海峡两岸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人们看到了台湾推行“国语”的成功。所有这些，对于大陆同胞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和鞭策。

　　以上三个方面是促进“推普”的正面因素。也有一些因素从反面促进了“推普”工作。这有两个突出的情况。

　　第一，正如英语被人称为“赚钱语言”(money language)一样，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的方言，例如粤语，由于“语言市场价值”(陈建民、祝畹瑾，1992)的作用，成了“赚钱方言”，开始同普通话争夺地盘，出现了“向北方挺进”的局面(郭熙，1998)，这就导致了所谓“粤语北上”和“普通话南下”的冲突。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对此表现出了不安，形成了从政府到社会都关注普通话的推广的局面。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的多元化和不同层次的大众传媒的大量出现，造成了对能够适应该项工作的人员需求的矛盾。据《中国青年》杂志1998年第2期报道，，一些地方电台或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编辑中，只有少数受过专门或系统训练。这导致了一批不太称职的节目主持人和编辑的出现。目前全国县级以上电台、电视台共有4000多个，有正式播音员、主持人13000多人，加上招聘的共有60000来人，其中受过大专、本科班学历教育的约5000多人，受过培训的10000多人。由于大众传媒工作人员的语文素质下降，因此，读错字、模仿港台腔的情况大量出现，“领袖戏”中的滥用方言也愈演愈烈。这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教育产生了不良影响。社会各界对此也表现了极大的不满，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关注语文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