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推普”：特点、问题和对策

　　1974年11月21日，美国学者Charles A. Ferguson 在Stanford大学说：强迫人们只接受一种语言，即使在政权相当稳定的国家里，都有可能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和后果。中国看来是个例外。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国家中盛行的“大家都来出把力”的哲学甚至扩展到语言领域：你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到工人或社会的其他部门中鼓动大家学习并使用标准语。大家对已经能讲标准语的人占了便宜这一点很少愤愤不平，对地方性语言面临绝灭的前景也没有表示明显的不安。(Bolinger，1993，页847-848)

　　Bolinger(1993，页848)则进一步指出，如果在其他国家这类方案极有可能引起爆炸性后果。Ferguson所提到的“标准语”就是“普通话”。他所描述的是我国50—60年代“推普”盛况。但他显然误解了我国的语言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也规定各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并没有强迫人们只接受一种语言。不过，他的话也从反面提醒我们，在我们正在深入开展的新一轮“推普”中，要处处注意政策，正确处理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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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一面镜子。为了充分认识新一轮“推普”的特点，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中国标准语推广的道路。

　　中国现代标准语的确定经历了不少坎坷。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一些新领导人打算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政体。他们想彻底抛弃中国传统，创立完全西方化的文化。在诸多事情之中，他们认定语言的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西方一些现代政体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新政府刚刚成立才几个月，教育部就宣布要建立“读音统一会”，其目的是建立全国的标准语。1913年，会议正式召开。但当时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邀请与会者，因此很难指望会上提出可操作方案。例如最基本的问题是用哪一种语音作为标准。而来自各地的代表各执己见，形成僵局，持续好几个月。最后，只好以每省一票的方式表决。北方话就这样靠自己的优势，成了语音标准。但当时决定采用的是照顾各个方言特点的音。尽管这个方案是1913年通过的，但直到1919年这个推荐的方案才得以公布(Ramsey，1989，页5-8)。它刊登于1919年初版的《国音字典》，后经修订于1921年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国音字典》实际上是“折衷南北，牵合古今”的产物，其中北京音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又有入声，有浊声母，分尖团。作为“联合音系”的老国音，无论在官话区，还是在别的方言区，在推行中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很多人希望用北京音作标准音，但是没有获得法定的地位(于根元，1996，页69)。为了推行1913年的“国音”，教育部组织人灌制了唱片。承担这一重任的是美国训练出来的年轻语言学家赵元任。但是，这张唱片上的音是以前从未有人听过的，推广之难可想而知。对此，赵元任(Chao,1976，页78)感慨地说：“这种给四亿、五亿或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在以后的13年中，除了赵元任没有人能教这种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毫无社会根基的“标准音”。

　　而与此同时，白话文运动却取得了进展。这种白话是建立在像《红楼梦》所反映的北京话的基础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意识到应该从自然的单一的方言中选取标准。于是北京话成了语音标准。赵元任是这种统一标准的提倡者，他和其他一些人赢得了支持。用赵元任(Chao,1976，页78)的话说：“这一下就涌现出了一百万以上可能的师资来代替我这个孤家寡人。”1927年，当局决定采用北京语音系统作为标准。这就是后来“国语”的语音标准。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语常用字汇》，注音以北京音为标准，该字典成了正字音、推行国语的标准字典。

　　台湾一直沿用“国语”这个名称，而大陆后来则用“普通话”，取其“普遍共通”之意。大陆普通话和台湾的“国语”在语音系统上相同，但在一些具体字的读音上有区别。

　　50年代到60年代是“推普”的一个“黄金时代”。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主要讨论汉字简化、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了普通话的标准。1958年1月，周恩来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同年2月，毛泽东号召“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大陆的“推普”得到了充满热情的社会的广泛支持。这也就有了本文开始所引的那位美国学者的描述。